为什幺我们还记得汤英伸呢?

为什幺我们还记得汤英伸呢?

9/16 九月十六日,出现二○一○年第一起死刑定谳案例。

9/23 九月二十三日,出现第二与第三个定谳个案。

9/24

为什幺我们还记得汤英伸呢?都已经二十几年了。

那一期的《人间杂誌》是灰黑色的调子,依稀记得那怅惘的感觉,读完了以后,最希望一切都没有发生。救援失败了以后,《人间杂誌》又做了一期,汤英伸已经在一个四四方方的骨灰盒子里了,但是被害者的家属愿意与汤英伸的父亲拥抱和解。那应该是剧痛的拥抱,但那痛楚里终于至少有一点意义。

钻研「意义治疗」的精神科医师维克多.法兰可(Viktor Frankl)喜欢引述尼采的话,来说明什幺是意义治疗:「如果一个人知道他为何而战,他就什幺都能够承受。」法兰可自己进过集中营,是奥许维兹的倖存者。他曾说,痛苦像煤气一样,不论量多量少,不管房间大小,煤气就是会充满那个房间。但是在痛苦之中,能够支撑一个人活下去的,是一股追寻意义的意志力。

《人间杂誌》赋予了汤英伸案一个意义。那是我们第一次探索什幺是「恶」,什幺是「罪」,第一次愿意跨越道德评价,去聆听与理解,第一次以动态的社会过程去理解一桩暴力犯罪的前因后果。汤英伸是以《人间杂誌》所描绘的模样被记忆的,而且二十多年以后,不仅台湾还记得汤英伸,连星马地区居然也记得──最近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青年杨伟光,因为运毒被新加坡政府判处死刑,当地人权工作者认为新加坡的法律规定「贩毒处唯一死刑」是违宪的,所以串连奔走要求枪下留人。他们称杨伟光为「马来西亚的汤英伸」,因为杨伟光案里,也处处刻画着社会弱势阶级如何一步一步走上犯罪的不归路。

我们记得汤英伸,不只因为当时有《人间杂誌》,更因为当时没有壹传媒,及其引进的一整套狂躁修辞。现在已经没有人「指出」了,一律「踢爆」;简单的「表示」也写成「怒呛」,简单的「澄清」,则必然「回呛」。用这种狂躁修辞写成的新闻,看起来所有人都在歇斯底里的吵架。温柔敦厚已不复见,理性与理解所需要的空间,更是奢求。这样的媒体生态非但不赋予意义,反倒剥夺了一切的意义。

「意义治疗」是想尽办法要让人找到他存在的意义;我们的社会却好像一直在接受「反向的意义治疗」。如果法兰可是对的,那幺这是整个社会在精神层次上慢性自杀。汤英伸案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只有赋予悲剧深刻的意义,才能让它在集体记忆中转化为生命的动力;今日的失败,或将成为明日的资产。

(本文原刊于《联合报》,)

10/7 十月七日,出现第四个定谳个案。二○一○年开始的时候,待决死囚有四十四人。在舆论要求下,四月三十日执行四人,剩下四十人。到了年末,待决死囚人数又回到了四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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