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幺我们这个时代的父母排不到托儿所?《被压榨的一代》

为什幺我们这个时代的父母排不到托儿所?《被压榨的一代》

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译|李祐宁

  回到一九八○年代,当托儿所爆出令人震惊的邪恶犯罪,并成为众人打击魔鬼的标的时,托儿遭到汙名化,并成为守旧分子抨击妇女就业的一个藉口。如同理查.贝克在《相信我们的孩子:一九八○年代的道德恐慌》中所争论的,在那十年间所爆发的托儿所性骚扰案件判决中,隐藏着保守民众对于女性主义的害怕,以及社会对妇女走出家庭(及伴随而来的托儿需求)、日常犯罪的恐惧。因传统家庭瓦解而感到惊慌失措的大众,将托儿所视为替罪羔羊。

  但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幺看护与育儿工作会受到歧视。着名经济学家杰瑞米.里夫金精闢指出,我们对于照顾此一行业的歧视,源自于「超资本主义」(hypercapitalism)的概念,即疯狂且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意识。这些都是被称为「情感商品化」现象的一部分;当我们出卖自己最亲密的关係时,可能会造成情感(与财务)上的损害。一方面,我们将爱与金钱混为一谈;另一方面,或许会出现薪资严重过低的下场,像是那些以照顾他人维生、并因此出现有时被人称之为「感情徵状的囚犯」(Prisoner of love phenomenon)的保姆、护理师、托儿所职员们。

  「感情囚犯」理论宣称,雇主之所以能给予照顾提供者如此低薪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雇主知道他们可以玩弄照顾者的关怀本能。市场经济的触手不断扩大,并深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但儿童与年长者的看护工作却只受到愈来愈强的打压。除去托儿所具有的交易本质,该行业之所以备受歧视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显而易见的性别观点,认为照顾是一种较轻鬆且没有价值的「女性工作」,过去都是由那些待在家里的传统母亲「无偿」提供。

  至于护理工作的低廉,则反映出美国人内心的假设,也就是当一个人付出心力照顾、关爱他人时,代表此人不是基于利益考量,自然更与务实、价值或能力无缘。这是护理工作者薪水如此低的其中一个原因;事实上,他们被迫为世人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崇高精神或理想主义付出代价。就某些角度来看,照顾着国家最珍贵人口的他们,获得的下场就是低薪和不受尊重。

  但是,如果我们能将照顾与金钱连结在一起呢?此种「爱与金钱」的架构指出,市场作用不一定无法和真诚关怀相容。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薇薇安娜.札拉泽认为,我们首先必须理解,当亲密关係与市场重叠时,不必然会出现玷汙。她表示,在理想情况下,我们能融混「亲密关係与经济活动……从而建立并协调出『紧密连结的生活』。」一方面,因为孩子而寻求托儿帮助的家长们,往往会认为自己在养育方面不及格,并担心在受到财务或金钱方面的影响下,给予孩子的爱可能会因此受到汙染或不足。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对于此种雇佣式工作产生情感上的防备心态,认为该过程不要牵涉到任何情感,或许才是最好的。但如果我们能将这两方面结合呢?如果真的能做到此点,美国人或许愿意给予照顾者更好的薪水。

  我们的小困境其实早有历史可供佐证。今日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家庭所面临的育儿困境,过去早就存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七一年,也是我出生前一年。第二次同样发生在一九七○年代,当时工时开始扭曲,并超越传统的朝九晚五、一週工作五日,「索求无度的职场」开始将自己的期望强加在员工身上。那些捍卫儿童与妇女权利的运动者,并非没有尝试改变这样的工作环境。事实上,当美国国会于一九七一年通过了属于《经济机会修正案》一部分的《全面性儿童发展法案》时,抗议者也确实赢得了极具意义的一场胜利。该法案处理了因愈来愈多妇女走入职场,而逐渐升高的托儿需求。此外,更承诺会提高托儿所(从幼年早期到青春早期)的教育品质,并给予职业母亲、甚至是中产阶级家庭育儿补贴。但尼克森总统于同年间驳回该法案,实践平等家庭的梦想被一个更为冷酷的现实所取代。在一九七○年,美国众议院为了帮助所有美国贫困者,投票支持尼克森「家庭援助计画」中的保障最低收入措施,因为早从一九七○年代开始,工厂作业就已经出现电脑化,人们也只好努力解决工作逐渐消失的问题。

  找不到托儿所,怎幺办?

  政府对于育儿补助的不重视,体现了美国对于看护工作的不重视,而此一状况让照顾工作者与必须依赖照顾工作者贱价出卖自身劳动力的中产阶级工作族群,负担更沉。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民们,都能享有自己国家内可得的托儿服务,也往往视其为全体国民的利益。在法国,政府成立了价格合理的托儿服务,并给予雇用居家互惠生或保姆的家庭税务减免的资格,还有普及的幼稚园(从三岁开始)。我的某些朋友离开居住的城市,搬到法国,就是为了使用这些政策与托儿所。有些人则因为更容易取得、且品质更好的托儿所,搬去德国。近期,德国也通过了一项法案,确保德国境内每一个年龄超过十二个月的孩子,都能获得托儿所名额,期望这个政策能扭转德国为欧洲出生率最低国家之一的情况。

  至于芬兰,每一个年龄低于七岁的孩子,都有上幼稚园的权利。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则针对四岁以下的孩子,提供了普及且由政府补助的托儿所,其每日费用为七.三美元至二十美元不等。在我花了一个晚上和两名在蒙特娄做研究的学者们交谈后,才知道他们的城市提供了何等平价的托儿服务,并理解为什幺这两名还未就业、年纪才二十几岁的夫妇,可以抚育两个孩子。

  先不管那些显然可以解决美国托儿问题的方法,并将以税率为基準的政策抛到一旁,或许我们可以执行一些真正可行、更容易做到的选择。毕竟对多数家长来说,光是找到一个还有名额的托儿所,就已经非常困难了。何不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立案托儿所清单,列出每家托儿所的费用与名额?在美国境内的某些地方,现在也开始出现了这样的注册服务。

  刚和先生与稚儿搬到旧金山的柔伊.汉森,两人以每个月三千美元这难以置信的高价,租下一间「单薄的房子」。她没有工作,也不知道当她需要去找工作时,该如何处置孩子。汉森的困扰非常典型,就像是全美家长的噩梦。二○一四年,科罗拉多州立案托儿所可以容纳的学童数量,仅为该州幼童人数的四分之一。在明尼苏达州,提供居家幼童照顾服务者的数量在二○一一年至二○一六年间,下滑了一七%,导致市场出现严重短缺。

  托儿所危机将导致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已经明显到不需要我们点出来。政府的不闻不问,让托儿费用变得愈来愈高。我们缺乏的,不过就是充足且可负担的托儿设施罢了。

  「找不到托儿所,我连工作都无法做,」在汉森开始使用NurtureList时,她这幺对我说。她的需求,就是一间距离不要太远、每月收费能在两千美元以下的托儿所。NurtureList的资料库为她的困境提供了一线生机。透过该网站找出可行的选择后,汉森替女儿注册了一间温馨的双语托儿所;很快地,她就在一所设计与建筑事务所内,找到一份工作室与行销策划的工作。当然,如同本书众多生活在瞬息万变不稳定阴影下的中产阶级家庭,一年多后,汉森的命运朝着不幸的方向驶去。「我现在没在工作了,」她说。过去,她担任全职工作;但当她转为兼职工作后,可负担的托儿所费用就掉到一个月一千二百美元。在她于二○一七年六月生下第二个孩子后,她完全停掉工作:无论那创新的网站可以如何依照她的筛选条件去寻找,托儿所的费用还是太贵了。「除非等到我的女儿去上幼稚园,否则我根本不可能回去工作,我们家负担不了两个孩子的托儿费。等到我把加州给的育儿假都请完后,我就会再去找些餐厅服务生的工作。」

  解决托儿所有限的另一个大规模方案,就是全国性与普及的幼稚园学前班政策。就地方而言,这项政策正在推行,美国境内的数个城市里,现在已有公立的学前班。目前,纽约市效果卓越的「全体孩子读学前班」(Pre-K for All,后以「全体学前班」简称之)政策,为承受极大压力的纽约父母们,提供莫大的帮助。事实上,这或许是纽约市长比尔.白思豪任内最重大的成就,而该政策的规模也造就了此政策的成功。二○一四年,免费的学前班名额仅有两万个:两年后,名额成长到七万个。如同达娜.高德斯坦在《大西洋杂誌》上所称讚的:「在华盛顿陷入僵局时,白思豪在美国最大的城市里,开创了一项新福利:延长K-12(注:从幼稚园至十二年级)教育体制,额外增加一年免费、且理论上更为严谨的公共教育与儿童照顾……该计画是如此受欢迎,许多郊区的民意代表也申请了州经费,好为选民们提供相同的福利。」

  「我们都知道为什幺学前班如此重要。长期来看,学前班对儿童发展有极深远的影响;短期来看,该制度可分担家庭支付学前班的经济压力,」参与打造此计画的理查.布瑞对我说。「当一个家庭在托儿方面拥有稳定的补助时,事情会有什幺样的改变?他们的压力下降了。」

  借用布瑞本人的说法,他认为「全体学前班」之所以成功、并成为其他市争相仿效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中带有的「反《梦幻成真》办法」(注:《梦幻成真》〔Field of Dreams〕是美国一九八九年的电影,经典名句为「如果你盖好棒球场,就会遇到他」)。他的意思是,与其带着「建好它,孩童就会来」的态度,该计画选择积极地招收学生。我自己就是因为女儿的关係,接到非常多通语音电话和电子邮件的询问,此种不遗余力的宣传方式,让人忍不住想起电影《大亨游戏》中过激的销售竞赛。市长将自己的政治生涯全都赌在了儿童照顾上,而他或布瑞并不打算因为孩子的缺席,就让这个计画前功尽弃。「我们克服了语言和文化上的藩篱,」布瑞说道,「因为有些父母并不认为四岁的孩子需要上学。」

  我们可以从整个计画中学到的一件事,就是在广告之外,还需透过积极的本地推广,并确保金钱和人力都用于招募那些会使用此计画的人。纽约市试着不让全体学前班沦落得如「劳动所得税抵减制度」般──一个明明能为低收入户带来许多好处,却因为推广不力而无未能获得充分使用的计画。

  当我参观住家附近的纽约市公立学前班时,我感到极为震惊。由于该校的学生多来自低收入户,因此也获得额外的财务补助。在一名如母亲般和蔼、头髮灰白的退休老师带领下,穿着木屐的孩子们乖巧地玩耍着。休息时间结束后,孩子们鱼贯走进教室,以令人惊讶的热情开始学习英文字母。我知道这些孩子的父母有许多住在我家附近的公共住宅里,因此我想着不知道有多少白天必须辛勤工作的母亲们因为这个新计画,得以卸下心头些许压力。

为什幺我们这个时代的父母排不到托儿所?《被压榨的一代》

  合理工时与补助

  在我们等着那看似永无降临之日的必要改革来临前,美国职业父母那永不停止的时针正滴答滴答地响着。二十四小时制的打卡钟和飘忽不定的排班,再加上托儿设施的缺乏,让许多人的日子陷入悲苦之中。某些社运活动者告诉我,比起低薪,不稳定的班表才是更严重的问题。然而,有些人还是选择乐观以待,劳工专家费里曼相信在争取家庭假与更高的基本薪资之战中,更公平的工时也会获得同样的成功。

  为了改变那永不休止的班表,一场遍及全美的运动正在成型,希望能打造出更稳定的工作安排制度。目前,在许多成衣厂如Gap等施行的全国性实验计画中,淘汰了随传随到的班表制,因这个制度显然不能顾及员工需要固定班表的需求。为了让美国普遍需要工作的家庭,拥有更稳固的生活,城市与州政府在说服企业放弃「即时」排班制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废除这个制度,能帮助那些无法即时下班回家、监督孩子学习、甚至是上床睡觉的父母亲们。此外,如果企业和组织能创立一个更合理的工时制(不仅仅是针对麦当劳的员工,还包括那些兼任教授们),这将成为社会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一页。

  「十年前,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一个朝九晚五的托儿所,」迪斯托儿所的戴乐萝丝说道。「但是现在,有些商店开到深夜十二点甚至二十四小时无休,所以我们才会出现。我们必须提供这样的服务。」

  很快地、就算不是戴乐萝丝她们,提供在凌晨三点半接送孩子的托儿所,或许就会诞生。以迪斯托儿所的卡登为例。独自抚养卡登的妈妈,在好市多上班,下班时间为晚上十点半。两岁的卡登是一个非常乖巧的孩子,他连在玩假装煮菜的游戏前,都会走到玩具厨房的水槽处洗手。非常多个日子里,卡登的阿姨会将刚从另一个托儿所接来的卡登,送到迪斯托儿所。就连稚嫩的小卡登,也活在永无休止的钟点制度下。

  出现此种永不休止钟点制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单亲家庭数量的增长,二○一三年,美国有二八%的孩子来自于单亲家庭,而这些单亲家庭之中,又有七七%为单亲妈妈。即便是拥有家人或朋友作为后盾的单亲妈妈,也很有可能因此将彼此的关係推入临界点。根据学者研究,当单亲家长的生活陷入危机时,他们在极大程度上会依赖近亲的援手,且他们对对方的依赖,远胜于对方对自己的依赖。儘管此种依赖确实能缔造一定程度的亲密感,但过分依赖朋友与家人的情况,也可能引发反效果。一个过分依赖其邻居或姊妹的单亲妈妈,无法给予对方同等程度的回报,而失衡的关係可能会使这份感情陷入危机。

  在我某次拜访迪斯托儿所的时候,托儿所的篱笆上飘扬着巨大的铅笔与泰迪熊气球,而孩子们在充气城堡里蹦蹦跳跳,让人感觉就像是踏入嘉年华盛会般。傍晚的时候,两个孩子帮着戴乐萝丝灌溉院里种植的小黄瓜与甜瓜,并随时留心出来掠夺食物的浣熊。迪斯托儿所的重点,并没有放在教育上。儘管霍根夫妇在学前教育方面确实会教孩子们一点字母和数字,但孩子们待在托儿所的时间里,多半用于玩娃娃、变装、将塑胶球丢过来踢过去、带动唱或跟着R&B热门歌曲「Cha Cha Slide」跳舞。

  这些生活在二十四小时制度下的孩子们看起来都很好(至少现在如此),且异常地独立自主。某个晚上,玛莉丝八岁的女儿黛安娜,向我展示如何像广告中那样完美地将牙膏挤到牙刷上。黛安娜四岁的妹妹伊薇特则不需要任何人的督促,就会自动自发地刷牙。在这些孩子身上,我确实捕捉到些微的不安与需求,但我很少见到他们流露出悲伤或寂寞。部分孩子也出现如心理学那实用却弔诡的术语──「亲职化」(parentified)情况:在不一定出于自愿的情况下被迫长大且照顾自己的孩子,具有超过其年龄的成熟。

  稍后,霍根夫妇播放了电影《第十四道门》(Coraline),一部黑色奇幻卡通,故事中的孩子其亲生妈妈在平行世界里,被一个眼睛以钮扣来伪装的假妈妈替代了。其中一个不过比我女儿大两岁的女孩,转头对我说:「为什幺小孩会以为爸爸妈妈会救他们呢?」她停顿了一下。「他们太笨了。」

(本文为《被压榨的一代:中产阶级消失真相,是什幺让我们陷入财务焦虑与生活困境?》部分书摘)

为什幺我们这个时代的父母排不到托儿所?《被压榨的一代》

书籍资讯

书名:《被压榨的一代:中产阶级消失真相,是什幺让我们陷入财务焦虑与生活困境?》 Squeezed: Why Our Families Can’t Afford America

作者:艾莉莎.奎特(Alissa Quart)

出版:八旗文化

[TAAZE] [博客来]


上一篇:
下一篇: